我小时第一本人物传记是书店的李嘉诚传，那是2002年的时候。
我对李嘉诚的尊敬和崇拜，是从小的，对于向他的学习，我是认真收集过资料和记录过很多信息的。
这样子一个人，我想开始记录一些自己的分析和判断。
原文出处—— 书名：《新加坡赖以向前发展的硬道理》 英文原名：Lee Kuan Yew: Hard Truths to Keep Singapore Going
出版时间：2011年
出版背景：李光耀2008年底到2009年底，接受新加坡《海峡时报》七名记者共16次、总计32小时的访谈，后来整理成书公开出版。
原话的中文版本——
页码143和147-148，原话是这样的： "李嘉诚可有制造一件营销世界的商品？没有。他投资地产，收购港口、超级市场、电讯公司，十分成功，然而他不过顺市而行，什么行业当红便进入该市场。"
这句话传出来之后，很多人拿来讨论李嘉诚的格局和境界。但大多数人讨论的方向，都走偏了。
因为这句话本身，是一个陷阱。
李光耀说完李嘉诚之后，没有人追问他一个问题——新加坡呢？
新加坡和香港，同为英国殖民地遗产，同为华人为主体的城市，同为亚洲四小龙。李光耀治理新加坡超过三十年，如果他真的认为创造世界级品牌是衡量一个商业社会成功与否的标准，那新加坡自己做到了吗？
虎牌啤酒，影响力局限东南亚。新加坡航空，背后是政府直接控股，靠的是国家资本，不是市场竞争。鳄鱼牌，是法国品牌的授权经营。
李光耀用来批评李嘉诚的那把尺子，量自己，同样不达标。
所以这不是一个关于李嘉诚的问题。
这是一个关于结构的问题。
为什么我判断是地方结构的问题。
人不行，还是地方不行？
有一句老话——人算不如天算。
这句话不是在说认命，是在说，一个人的努力和聪明，永远要放在更大的结构里去理解。单独看人，看不清楚。
李嘉诚是不是聪明人？毫无疑问。
十二岁逃难到香港，父亲病死，小学没毕业，独自撑起一家人的生计。茶楼跑堂，塑胶厂打工，然后自己创业。
1957年，他从英文杂志里看到一条消息，说意大利有家公司做出了塑胶花，正在向欧美倾销。他当机立断，买了机票飞去意大利。
但到了那家公司门口，他停下来了。
他知道买专利太贵，工厂也不肯轻易卖。情急之下，他看到工厂在招工，便去应聘，被派去做打杂工人。他推着小车在各个工段来回走，眼睛把整个生产流程记了下来。收工之后，他回旅店把白天看到的一切写进笔记本。
后来他还想办法请技术工人吃饭，用英语套话，把关键的配色技术摸了个大概。
几个月后，他带着满满几箱样品和资料飞回香港。
这个动作，今天看，跟情报工作没有本质区别。他是在用一个穷人能用的所有资源，去收集别人掌握的核心技术。
这样的人，能力上有什么问题？
没有。
那为什么他最后没有做出一个世界级的实物品牌？
不是他不想，是他所在的地方，从来就没有给过他这个机会。
战略纵深——一个被忽视的前提
做全球品牌，需要什么？
大多数人想到的是——好产品、好营销、好团队。
这些都对，但这些都是第二层的条件。
第一层的条件，很少有人提，叫做战略纵深。
战略纵深这个词，本来是军事概念。意思是，当你被打击之后，还有足够的空间和资源来反击和恢复。没有纵深的军队，一旦正面被突破，就是溃败；有纵深的军队，可以以空间换时间，在敌人的深入中将其消耗。
放到商业里，战略纵深是什么？
是足够大的本土市场，给你试错的机会和现金流的支撑。是足够完整的产业生态，供应链、技术工人、配套企业，让你不用从零开始搭建一切。是足够稳定的政治环境，让你敢于做十年、二十年的长期投入。是足够清晰的文化身份，让你的品牌有灵魂，有故事，有别人愿意认同的价值。
全球真正影响力持久的实物品牌，几乎百分之百来自有战略纵深的地方。
美国：苹果、波音、可口可乐、耐克。背后是三亿人口的本土市场，全球最强的军事和政治纵深，美元霸权。
德国：奔驰、宝马、博世、西门子。背后是欧盟单一市场的支撑，百年工业传统，严密的技术专利保护体系。
日本：丰田、索尼、本田、松下。背后是一亿两千万高度同质化的本土市场，政府长期产业保护，民族文化形成的极强消费凝聚力。
中国：华为、大疆、比亚迪、海尔。背后是十四亿人口，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政府战略级别的产业扶持。全球最多的正面消费人口。
丰田在日本卖了几十年车才走向全球。华为在中国电信市场打透了才去打海外。还因为打全球打太好了，被美国限制了。如果没有中国市场的纵深。就没了。苹果先征服美国消费者才征服世界。
任何真正的全球品牌，都是先在本土市场做到极致，有大后方，然后才走出去成功。
本土市场太小，产品没有足够的迭代空间，很难形成真正有竞争力的品牌。 这里可以琢磨两个话题，要么供应链超级市场，要么消费超级市场。这些都是 纵深。
香港和新加坡，命运里的共同局限
香港面积一千一百平方公里，人口七百多万。新加坡面积七百多平方公里，人口五百多万。
两个地方，都没有战略纵深。
没有足够大的本土市场。没有足够完整的工业体系。政治上，香港有1997年的悬剑，新加坡有马来西亚和印尼环绕的地缘压力。文化上，两个地方都是殖民地遗产加上华人移民文化的混合体，身份认同本身是模糊的。
在这样的地方，聪明人面对的选择，其实很清晰。
做实业，做品牌，天花板看得见，时间窗口短，风险极高。
做资产配置，做枢纽，做通道，收取过路费，上限反而更高。
李嘉诚做了后者，被李光耀批评。
但李光耀自己治理的新加坡，同样做了后者。新加坡是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和航运枢纽之一，本质上是一个收取各种形式过路费的地方。
两个人选择了同样的路，却互相批评对方——这是今天这个话题里，最有意思的一个细节。
为什么是结构，结构决定选择，不是人的格局决定选择。
李嘉诚的真实历史位置
重新理解李嘉诚，要把他放回他真实所在的结构里去看。
他在一个没有战略纵深的地方创业。
他在一个殖民地政府统治下经营。
他在一个1997年是确定的历史节点的时代做生意。
在这三重约束下，他做了什么？
早年，他订阅英文专业杂志，飞去意大利卧底学技术，把香港塑胶花做到了全球最大。这是一个创造者的动作。
中年，他看清楚香港的结构——英资控制着地产和金融的底层资产，人口持续涌入推高地产需求，资产价格会持续上涨——他选择进入地产，系统性地拿筹码。这是一个战略家的判断。
晚年，他在大多数人还没意识到的时候，开始把资产转移出香港，变全球企业，布局欧洲，收购港口、电讯、基础设施。这是一个极度清醒的人在提前下车。
每一步，事后来看都是对的。
这是从小磨练出来的，几十年真实商战积累出来的判断力。
他被李光耀批评没有创造世界级品牌。
但真正的问题是——在那个结构里，有谁能做到？
给任正非同样的起点，同样的结构约束——在1960年代的香港，没有大陆市场，没有政府扶持，没有产业生态，顶着1997年的悬剑——任正非会做什么？
大概率，和李嘉诚做了一样的事情。
真正的遗憾不是李嘉诚没有创造世界级品牌，是香港这个地方从来就没有给过任何人创造世界级品牌的土壤。
这笔账，算在结构上，不是算在人身上。
没有安全感的地方，没有人做长期押注
做全球品牌，本质上是一种长期押注。
你要在一件事情上押注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中间会有无数次看起来更赚钱的机会出现，你必须忽视它们。中间会有无数次让你怀疑自己方向的时刻，你必须撑过去。
这种长期押注的能力，有一个很少被提到的前提——安全感。
不是个人层面的安全感，是结构层面的安全感。
你所在的地方，政治稳定吗？你的财产受法律保护吗？市场规则稳定吗？十年后，这个地方还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吗？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没有人会做长期押注。
理性的人，在不确定的环境里，会把时间折现率调高——今天的钱比明天的钱更值钱，所以要尽快变现，尽快转移，不要做需要太长时间才能回收的投入。
香港的问题，恰恰是它给了每个人极高的不确定性。
1997年是一个确定的节点，但节点之后会发生什么，没有人真的知道。这种不确定性，让所有人的时间折现率都被迫调高了。
调高时间折现率的人，会做什么？
做金融，做地产，做快进快出的买卖。不会做需要二十年才能开花的实业品牌。cash flow,cash flow.这个观点深入人心，也是结构问题。
这不是价值观问题。这是在不确定环境里，最理性的适应方式。
没有安全感的地方，产不出全球品牌。不是人不行，是环境不允许人做那种投入。
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
还是用我喜欢的思路做总结
我觉得应该是基于环境做最客观的判断。不要理想化环境。客观事实就是客观事实。
第一，先看清楚你所在的地方是什么结构。 有战略纵深，还是没有。适合做长期实业，还是适合做通道枢纽。不要用理想化的眼光看环境，要用最冷静的眼光看。
第二，在你看清楚的结构里，做最优决策。 香港没有战略纵深，李嘉诚做资产配置，这是对的。如果你在一个有战略纵深的地方，那最优决策可能完全不同。关键是判断要和结构匹配，不要在错误的地方做错误的押注。
第三，不要用别人环境里的标准，来评价自己环境里的选择。 李光耀批评李嘉诚，本质上是用新加坡的标准评香港的人。这个批评本身就是错位的。每个人要接受的评价，只能来自他真实所处的结构约束，不是来自别人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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