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几个日本兵闯入一位中国老人家中，双目失明的老人用流利的日语厉声斥责。不料，为首的军官仔细端详后，猛地立正收枪，对下属喝道：“全体鞠躬！我们保证今后绝不再来！”
这一幕发生在香港沦陷后的第三个月，地点在湾仔一处陈旧公寓。日本宪兵进入前接到情报，说这里住着一位来历不明的知识分子，疑似通英密探。
军官名叫佐藤健一，是个极其谨慎的人，他没想到推门而入竟看到那样一位老人端坐书桌，身旁摆着一本德文文集和一本梵文词典。
那位老人名叫陈寅恪，是当时已闻名中外的历史学者，曾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精通十余种语言。此时他因视网膜脱落已近失明，生活困苦，每日靠友人送饭度日。
被围困在香港，是因他原本准备赴英国牛津大学讲学，战事爆发后行程中断，返程无路。
日军早有动作。香港被占后，文化界人士是重点监控对象。有人向日方透露，陈寅恪拒绝接受日方“学术资助”，已退还40万日元，并拒绝参加“学术维新座谈会”。
佐藤奉命“试探”，没想到面前这位衣衫简朴的老人，讲出来的日语是上流阶层专用语调，口气中夹带着旧日幕府遗风。
陈寅恪开口第一句便质问：“阁下如此行径，可对得起武士道？”然后毫不示弱地指出他们行为违反国际法，破坏占领政策。
他并未动怒，却分毫不让。佐藤瞬间起疑，怕惹上麻烦，因为只有接受过日本本土贵族教育的人，才能如此准确地掌握语言中复杂敬语体系。
正如《礼记》中所说：“知礼者，不陵人。”军中最怕的，就是误伤贵胄。佐藤不敢赌。他当场鞠躬，退兵，还命人第二天送来药材，未署名。
而此事的背后，还牵连着四年前的一桩旧事。1937年，陈寅恪之父陈三立在北平拒任伪职，绝食殉国。此事震动学界，日本情报部门也早已记录在案。
陈寅恪深受打击，从此视力每况愈下。尽管如此，他仍坚持离开北平，不在日占区接受治疗。有人劝他留下治病，他摇头说：“国可亡，史不可断。”
香港孤岛时期，陈寅恪靠记忆力和旧书，在暗淡灯光下整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他每日笔耕不辍，闭门谢客，直到1942年春，经中大教授冯景兰多方设法，才辗转经澳门和广西逃出港岛。
离港那天，陈寅恪几乎失明，拄着一根竹杖，但背包里装着稿纸和三本笔记。
那段时光，香港的文化人不少选择了妥协，陈寅恪没有。他没有动刀，也没有起身，却在敌人面前保住了中国学者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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